引自：吳東彥（印製中）。身體受虐兒議題的文獻回顧與反思。輔導季刊。
一、前言
主要照顧者對於兒童的虐待可以分為身體虐待、精神虐待、疏忽和性虐待四種（Pearce & Pezzot-Pearce, 2007）。根據衛生福利部2007年至2016年的統計資料，受到身體虐待類型的兒童，其人數遠高過其他三種虐待類型的人數（衛生福利部，2018）。由此可見身體虐待的議題實值關注。
當兒童在非意外的狀況下，遭受到主要照顧者刻意加諸的身體層面的暴力與傷害，就稱為身體受虐兒（Brassard, Rivelis, & Diaz, 2009）。在身體受虐兒議題日漸受到重視，且研究結果日漸豐碩的今日，回顧Bousha與Twentyman（1984）、Burgess與Conger（1978）當年對於此研究領域所提出的反思，認為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在資料的蒐集上多採用回溯性資料與二手資料，這無法準確了解身體受虐兒與其主要照顧者的家庭關係。然而，時至今日，約莫過了40個年頭，這個研究限制是否已經獲得改善？而實務工作者又如何在現有的研究發現上進行實務處遇工作，以降低或改善虐待情事的發生？此乃本文的撰寫主旨，期能喚起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對當前的研究現象與實務工作場域的重視與反思。
二、文獻回顧
統整國內外的研究，身體受虐兒議題的研究對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探討受虐經驗對兒童的身心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這類文獻的探討對象通常以身體受虐兒為主（王秀美、范幸玲，2015；李自強，2013；吳沛妤、潭子文、董旭英，2012；吳東彥，2011；沈玉培，2007；沈瓊桃，2010；高宏梅，2017；孫頌賢，2014；孫頌賢、李宜玫，2009；Finzi, Ram, Shnit, Har-Even, Tyano, & Weiman, 2006; Hawkins & Haskett, 2014; Hoffman-Plotkin & Twentyman, 1984; Reidy, 1977; Toth, Cicchetti, Macfie, Maughan, & Vanmeenen, 2000; Waldinger & Toth, 2001; Weitzman, 2005）。第二類主要在探討施予虐待的主要照顧者（以下簡稱「施虐父母」）的親職能力與人格特質等。這類研究的研究對象通常以施予虐待的母親為大宗（蔡曉芬，2017；Azar, Robinson, & Hekimian, 1984; Bauer & Twentyman, 1985; Frodi & Lamb, 1980; Mennen & Trickett, 2011; Migliorini, Rania, Cavanna, Cardinali, & Guiducci, 2016; Milner, Halsey & Fultz, 1995; Trickett & Kuczynski, 1986; Trickett & Susman, 1988; Wiehe, 2003）。第三類則是同時以主要照顧者（通常是母親）與受虐兒童為研究對象，以了解雙方的親子關係。這類研究的數量明顯較少（Bousha & Twentyman, 1984; Burgess & Conger, 1978; Dietrich, Starr, Jr., & Kaplan, 1980; Valentino et al., 2006）。
考量上述文獻資料囊括的範圍相當廣泛，因此，以下將以文獻或研究中，所關注的「研究對象」或「論述對象」為主要分類方式，進行整理。
（一）以「身體受虐兒」為探究對象之相關文獻
過去研究發現，身體受虐兒的自我概念發展較為負向（Waldinger & Toth, 2001），有較高的憂鬱程度（Finzi et al., 2006）、自我傷害與自殺的意念（吳沛妤等，2012；Finzi et al., 2006），或是較多的自我懷疑、羞愧感、無價值感、無助感、被動、缺乏自發性，以及較高比例的衝動控制、過度活動、過度興奮等發展議題（Weitzman, 2005）。有一些受虐兒則會呈現「全能自我」（grandiose self）的自我意象（Toth et al., 2000）。從防衛機制的角度來思考，此種「全能自我」的現象可以幫助一個人隔離掉無助、脆弱與不安等負向感受（楊添圍、周仁宇，2013/1990）。也有一些受虐兒為了能夠理解與消化受虐的痛苦經驗，他們會合理化父母親的施暴行為，認為受虐的原因乃是因為自己的問題，所以自己應當受到懲罰，父母親本身並沒有錯。如此一來，受虐對他們來說就變得理所當然（吳東彥，2011；林巧翊，2005/1991；Finzi et al., 2006）。有些受虐兒更是將其主要照顧者理想化，認為主要照顧者是全然美好的（Waldinger & Toth, 2001）。如此一來，他們就不需要再苦思、苦想何以自己要受到虐待，但也可能帶來風險，使得他們認為自己是一個應當受到懲罰與虐待的人。上述防衛機制的使用，雖可能有助於身體受虐兒獲得短暫的適應，但長期以來，可能會讓他們較難以使用符合現實的觀點來理解自己與他人。
在人際關係層面，許多身體受虐兒對他人抱持較負向的看法（Waldinger & Toth, 2001），與他人相處時較缺乏信任感，習慣與人保持較疏遠的距離（Weitzman, 2005; Waldinger & Toth, 2001），或是呈現出較多的憤怒、焦慮與攻擊行為（Finzi et al., 2006; Waldinger & Toth, 2001）。儘管身體受虐兒進入不同的時、空，過往的暴力經驗仍可能如影隨形地跟隨著，例如：即使受虐兒已經被安置於安全的寄養家庭，他們仍會繼續展現出外顯的攻擊行為（Reidy, 1977）；又或者是， 即使在成年後，對於正在戀愛經驗中的大學生而言，「家庭暴力經驗」對於「施加約會暴力」具有直接的預測效果（孫頌賢、李宜玫，2009）。親子間的暴力經驗也能夠預測大學生在愛情關係中的焦慮依戀反應，不過僅具低度預測力（孫頌賢，2014）。
雖然受虐兒的身心發展遭受到更多不利的成長因素，但是，一些在家庭暴力中成長的子女，仍有其復原力，可以協助他們走出生命的幽谷，擺脫暴力經驗所帶來的影響（王秀美、范幸玲，2015；沈瓊桃，2010；高宏梅，2017）。
（二）以「施虐父母」為研究對象之相關文獻
為了增進對於施虐父母的理解，許多研究者針對施虐父母與非施虐父母、寄養家庭的父母進行比較，以了解施虐父母在其人格特質或是親職能力、親職態度上的特殊性。這些研究發現，施虐母親有顯著的焦慮與憂鬱情緒（Mennen & Trickett, 2011）、較低的自尊、較低的家庭滿意度，家庭環境無法滿足其依賴需求（Melnick & Hurley, 1969）。這些母親也容易對外在情境有過度反應（hyperresponsive；Bauer & Twentyman, 1985）。其他研究也指出，虐待家庭較不鼓勵家庭成員間的獨立，並傾向把家庭成員與外在世界隔絕（Trickett & Susman, 1988）。虐待家庭通常也有較高比例的離婚和分居的比例、較高的經濟壓力，較高的失業與社會孤立現象，較缺乏社會支持（Spinetta & Rigler, 1972）。雖然許多虐待家庭都屬於低社經地位，但是經濟壓力可能並非造成虐待的主要因素，而可能是其他情緒壓力或成長經驗等因素所促發（蔡曉芬，2017；Spinetta & Rigler, 1972）。
在管教方式上，Toth等人（2000）比較遭受到疏忽、性侵害與身體虐待的3~4歲兒童，以及沒有受到虐待的兒童進行比較，發現身體受虐兒所擁有的父母意象較偏向嚴厲、懲罰、拒絕、缺乏效能，且對於子女較具有控制性。對照其他以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比起沒有施虐行為的父母親，施虐父母較不認為說理（reasoning）是有效的管教方式（Trickett & Kuczynski, 1986; Trickett & Susman, 1988），較傾向使用肢體懲罰或高壓管控的方式來管教子女（Trickett & Kuczynski, 1986; Wiehe, 2003）。再加上他們有較高的自戀傾向，這可能讓施虐父母期待子女要滿足父母自身的情感需求，子女也被期待要安撫或照顧父母親的情緒。當子女無法滿足父母親的期待時，就可能遭受到虐待（Wiehe, 2003）。上述研究結果似乎有一致的發現，施虐父母較傾向以高壓管控、控制、嚴厲的方式來管教子女，理性、說理等方式則較不被採納。在面對這樣的情形，有些受虐兒是否會刻意與父母親對立，或是不順從其管教（Trickett & Kuczynski, 1986），以形成親子雙方的權力爭奪（power struggle）的關係型態？或是他們擔心自己再度受虐而過度順從、附和或討好父母親所施加的管控，因而助長父母親採取高壓管控的管教態度？這些親子之間的動態性互動關係，都有待日後研究繼續探究。
施虐父母的同理心能力也是一個被探討的議題。Frodi與Lamb（1980）分別讓14位具有施虐行為以及沒有施虐行為的母親觀看錄影帶，並測量其生理反應，發現具有施虐行為的母親對於嬰兒的笑容與哭泣行為，較容易感到嫌惡，較難與錄影帶中的嬰兒產生情緒共感，這可能會增加他們施虐的風險。Milner等人（1995）也同樣邀請母親們透過觀看錄影帶的方式，測量他們在面對嬰兒哭泣時的同理心狀態，發現低風險組（較不容易施虐的母親）看到嬰兒哭泣時，會有較高的同理心反應。高風險組（較容易施虐的母親）則會對於哭泣的嬰兒感到較多的敵意以及苦惱的情緒。對此，Milner等人（1995）認為，這可能是高風險母親組與子女之間缺乏情緒分化的能力，所以子女的情緒對他們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甚至引發父母的施虐行為。雖然我們不能夠將母親們觀看錄影帶的反應，完全類推到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情形，但若真如Milner等人（1995）所言，容易對子女施虐的母親與子女之間較缺乏情緒分化以及個人界限，當子女們進入某些發展階段（例如：青春期），開始出現較多獨立性、自由意志與自主性的發展需求時，施虐父母是否能夠允許他們自主發展，或是他們會傾向期待子女們要繼續對父母親展現其期待與順從的一面？又或者是，當子女拒絕順從而堅持要進行分化、維持界限時，父母親又會如何採取高壓、掌控的方式讓子女符合自己的期待？這些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模式仍有待後續研究進行探討。
（三）以「施虐父母－受虐兒」對偶資料為研究對象之相關文獻
在兒虐領域的研究中，多數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都來自家庭中的單一成員。較少研究同時分析親子關係、家人關係間的對偶資料。其中，這些研究多將身體受虐兒與受到疏忽的兒童（neglected children）與對照組（沒有虐待現象的家庭，包括：父母親與兒童）進行比較（Bousha & Twentyman, 1984; Burgess & Conger, 1978; Kavanagh、Youngblade、Reid & Fagot, 1988; Mash、Johnson & Kovitz, 1983），讓我們理解身體受虐兒的家庭關係的特殊性。這些研究都有類似的發現，在與一般家庭相較之下，施虐父母不管是在口語層面或是行為層面，都較少與子女互動（Burgess & Conger, 1978; Kavanagh, et al., 1988）、親子間較少正向的對話，父母親也較少正向回應子女的行為（Kavanagh, et al., 1988）。父母親較少順應（compliant）子女（Burgess & Conger, 1978）。Bousha與Twentyman（1984）則針對施虐母親與子女的互動進行觀察，發現不管在口語層面或是行為層面，親子間都較少表達情感，並且呈現出較多的攻擊行為與不順從的行為。Bousha與Twentyman（1984）認為這可能是母親所帶來的模範與影響。當母親使用較負向的管教態度時，子女也會用負向的態度來回應。看來，虐待家庭中的親子關係似乎顯得較為疏離，較缺乏彼此之間的正向交流。在互動時，也多以負向方式與對方進行連結。
Mash、Johnson與Kovitz（1983）針對虐待家庭與非虐待家庭的母子關係進行比較（子女的平均年紀為4.5歲）。其研究分為兩個觀察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母子先共同進行15到20分鐘的自由遊戲。在第二個階段，母親被告知要指導其子女完成結構性的任務。研究發現：在第二個階段的結構性任務中，母親展現出較具指導性與控制性的管教行為。即使子女已經順從母親的指令與期待，這些施虐的母親仍有不必要的指導性的行為，且這些指導性、控制型的行為與母親個人的認知型態有關。這與Wiehe（2003）的發現是類似的，即：施虐父母對於子女有較多的權力控制的需求。
Valentino、Cicchetti、Toth與Rogosch（2006）觀察平均12個月大的嬰兒與母親之間的互動。透過直接的觀察，他們發現受虐嬰兒在與母親的互動中，會出現較多的模仿行為，比較少獨自遊戲，這可能是受虐嬰兒較缺乏與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分化。但是在Mahler、Pine與Bergman（1975）所進行的嬰幼兒的觀察中，他們發現12月大的嬰兒會開始進入分離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的發展，想要逐漸脫離自己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緊密連結，區分自己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不同，並且同時發展自我意識、獨立性與自主性。但是比對Valentino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身體受虐兒在分離個體化的發展任務上看似受阻或是延遲了。
綜合前述，施虐父母的心理分化與情緒分化的程度較低（Milner et al., 1995; Valentino et al., 2006）。當關係中的兩個人的分化程度越低時，他們便越是無法視對方為獨立於自己的個體，而是容易形成兩個共生體。其中，強勢的一方容易成為決定者，弱勢的一方則是為了維持關係而放棄自我、迎合對方（王鑾襄、賈紅鶯，2013）。在受虐兒與施虐父母的關係中，是否也容易形成這樣的關係？施虐父母傾向使用高壓權控的方式來管教子女，壓抑自主性與自我意識的發展，好讓子女符合自己的期待。
（四）研究反思與建議
隨著兒童虐待的議題日漸受到重視，相關的研究結果與發現也隨之逐漸豐碩。不過，當前研究在下數各個層面，或許仍有需要面對的限制。例如：
１資料來源：
在親子關係的討論上，研究資料的來源多是研究對象所提供的「回溯性資料」，這樣的資料是否能夠真正符合或推估虐待家庭中的家人關係或是其他現象？這仍有待思考（Bousha & Twentyman, 1984）。
２測量方式
此研究領域的研究資料大多仰賴非直接的測量方式，例如：透過某個單一成員所提供的自陳量表或二手訊息，而非透過直接觀察來獲取訊息，這可能無法提供沒有偏誤的訊息（Bousha & Twentyman, 1984; Burgess & Conger, 1978）。尤其是在親子關係的討論上，這樣的測量方式也無法讓我們了解虐待家庭中，親子之間的細緻互動與行為模式（Burgess & Conger, 1978）。簡單的說，這樣的研究資料可能僅是反應出某些成員的主觀認知與感受，而無法讓我們理解家庭關係的全貌（吳嘉瑜、趙淑珠，2004）。
３研究對象
在主要照顧者的討論上，現有研究多直接鎖定「母親」為研究對象，父親的角色似乎在這個研究領域中缺席了。這可能是因為在臨床上，男性樣本的可得性較低（Wiehe, 2003），或是，這種現象是否反應出了父權文化的慣有思考模式，認為照顧小孩是「女人家」的事情（蔡素琴，2009）。不管原因為何，當父親的角色在此研究領域中大量缺席時，我們不僅難以看見家庭的全貌，更不知道父親在這樣的家庭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針對上述的限制，雖然Bousha與Twentyman（1984）、Burgess與Conger（1978）在距今大約四十年前已經提出這樣的觀察，但是時至今日，身體受虐兒的研究領域仍尚未突破這些限制，而持續重複過往的研究策略，這是較為可惜之處。尤其是在家庭系統中，任何對偶之間的衝突都會對其他成員或對偶關係產生影響（葉光輝，1999）。當我們以施虐的母親為研究對象時，母子之間的衝突與虐待行為也可能會影響夫妻關係或父子關係。縱使父親並沒有出現施虐行為，其在這個家庭中所呈現的姿態、行為與價值觀也可能會間接助長、壓抑或維持衝突與虐待現象的發生（葉光輝，1999）。因此，若將父親角色從身體受虐兒的研究領域中排除，或許我們就無法細緻理解身體受虐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整體關係或衝突經驗等。
綜合上述考量，本文針對未來研究方式提出建議，以供未來研究人員之參考，如下：
１在資料來源與測量方式上，盡可能使用一手資料，避免以某個家庭單一成員所提供的自陳資料作為其家庭關係的呈現。
２先前部分研究雖然已經採取直接觀察的方式，但是其中卻缺乏了研究對象對於自身行為或家庭關係的主觀陳述。建議後續研究能夠在直接觀察身體受虐兒與家人間的互動時，也能同時了解研究對象對自身行為的主觀詮釋。
３建議未來研究能夠同時納入父親、母親與子女的角色，並進行資料分析，這或許更能讓我們精確捕捉身體受虐兒的家庭全貌。
４過去部分研究雖能同時納入受虐子女與主要照顧者的對偶資料並進行分析，但是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則較偏重行為結果或表面現象的描述，例如：Mash等人（1983）發現施虐母親出現較多的不必要的指導性行為；Bousha與Twentyman（1984）則發現，不管在口語層面或是行為層面，親子間都較少表達情感，並且呈現出較多的攻擊行為與不順從的行為。此種「偏重行為結果或表面現象」的描述，有時不僅較難讓我們深入理解其中的家庭動力或家庭結構，有時也容易突顯出親子雙方在負向行為上的表現，而形成標籤化的作用。對此，建議未來研究能夠針對施虐父母與受虐子女之間所形成的互動序列與家庭互動模式進行對偶資料分析，好對其家庭動力或施虐現象產生脈絡性的理解。
（五）實務工作的省思與運用
奠基於先前豐富的研究結果，實務工作者能夠如何將前人的努力運用於實務工作呢？
１對於身體受虐兒
儘管他們可能因為受暴經驗而被安置於安全的場所（例如：寄養家庭、安置機構等），或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受虐經驗早已成為個人的過去歷史，但是他們仍可能持續受到過往創傷經驗的侵擾。易言之，光是提供身體受虐兒一個安全的居住場所，或光是提供一段充足的時間，好讓受虐經驗成為「過去」，這樣做可能仍是不足的（Reidy, 1977），而是需要搭配其他的有效處遇，以協助他們消化、整合過往的創傷經驗。除了提供專業、有效的處遇之外，協助系統人員（包括：學校老師、社工體系、寄養與安置體系）了解身體受虐兒時常在人際關係、社會適應、情緒表現等方面出現的議題，促進系統人員增進對身體受虐兒的理解與包容，以降低他們所受到的「標籤化」的對待。
許多受虐兒為了隔離自身無助與不安的情緒，會合理化、理想化父母親的施暴行為，並將父母親視為「全好」（Waldinger & Toth, 2001）。在創傷療癒的過程中，如何避免躁進地期待他們解除防衛機制，而是溫和理解其防衛機制底下的脆弱心靈，逐步地協助他們以具有現實感的方式看待與理解父母親同時具有「好」與「壞」的一面，或許是重要的。
此外，許多受虐兒可能因其擁有較高的憂鬱程度（Finzi et al., 2006），或是有較高比例的衝動控制、過度活動、過度興奮（Weitzman, 2005）等發展議題，時常被誤判為過動症、憂鬱症、焦慮症或是對立違抗症等疾患（張馨方，2018/2017）。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其成長經驗，卻會發現其行為議題或情緒議題可能是創傷經驗所致。可惜的是，現行的專業人員在進行處遇時，有時較忽略「鑑別診斷」的重要性（張馨方，2018/2017），忽略了早年創傷經驗對一個人在生理、心理發展上所造成的影響，而僅以其現在所表現出的行為或情緒議題進行診斷。一旦如此，我們便很可能提供了無效的處遇，或是時常以「藥物」作為主要的介入方式，而忽略了創傷經驗的修復與療癒的重要性。
２對於施虐父母
促使父母親對子女產生虐行的因素可能相當多元、複雜，其中可能牽涉到施虐父母自身的成長經驗、人格特質、社經地位、經濟能力等多重因素，但是在實務場域的介入上，最常看見的現象是：專業助人者較缺乏對於所服務的兒虐家庭的家庭動力進行通盤評估後，再行介入，而是想要快速降低虐待情事的發生。然而，正如前述，虐待行為的發生因素可能多元、複雜，若是缺乏了評估的步驟，有時就較難以擬定適切、有效的處遇計畫。
除了針對個別兒虐家庭的動力進行評估之外，針對不同類型的受虐兒照顧家庭（包括：親屬安置家庭、寄養家庭、安置機構等），依據其需求並發展出不同的教育訓練課程，或許也是重要的。例如：Mennen與Trickett（2011）根據其研究結果，提出：寄養家庭與親屬分別需要的是同理心的訓練，以及管教技巧的教導。若是台灣本土的實務工作者能依據其服務經驗，歸納整理或探究這些不同類型的照顧家庭所需要的教育課程為何，以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親職管教能力，相信將能夠有助於身體受虐兒的創傷復原工作。
三、結語
本文旨在回顧國內外的身體受虐兒領域的相關文獻，並且反思當前的研究發展所面臨的限制。雖然Bousha與Twentyman（1984）、Burgess與Conger（1978）在距今大約四十年前已經提出身體受虐兒領域的研究限制，但是這些研究限制至今仍未被突破，實在相當可惜。對此，本文提出研究工作上的建議，期望未來研究者能夠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突破，並帶領我們更深入理解身體受虐兒的家庭文化。
除了研究，本文也分別針對受虐兒與施虐父母，提出可進行的實務工作方向，然而，更具體、細緻的操作計畫或處遇方案的設計，也有待未來的實務工作者與研究人員共勉、共進。
本文在文獻探討過程中，未必能夠詳盡蒐集所有文獻，僅能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閱讀過往的研究成果，並提出個人淺見與反思，也期望能夠藉由本文的產出，呼籲對相關領域有興趣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能夠在現有的工作成果之上，有所突破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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